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（以下称山西省医调委）自2006年10月成立以来，在省卫生厅、司法厅的支持下，5年共受理全省医疗纠纷案件3425起，妥善处理3117起。

    妇产科纠纷最多恶性医疗纠纷呈下降趋势

    据省医调委主任韩学军介绍，在医调委接到的医疗纠纷案件中，矛盾、纠纷多的科室依次为妇产科、骨科、外科、急救等。“举个例子，明明产检时对婴儿的评估分数打得很高，但生产后没多久婴儿就死亡了。还有，因为剖腹产、顺产的选择，双方沟通不愉快或者患方不能够很准确地理解医方意思。另外就是骨科出现的因车祸、工伤等原因而在救治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等。”

    “2009年调解医疗纠纷700多起，其中恶性医疗纠纷233起；2011年调解的医疗纠纷达1100多起，但恶性事件却下降到90多起。”韩学军表示，医疗纠纷数量的上升，证明了医患矛盾的一直存在。但恶性事件的下降，却说明了调解方式的人性化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且认可。

    所谓的恶性事件，就是指人们用非常恶意、甚至具有攻击性的方法、手段，去医院对医务人员进行围追堵截，甚至谩骂、殴打，毁坏医院设施等不正当的暴力行为。据省城某三甲综合医院医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近几年来，这种恶性事件的确是少了。尤其是近两三年内，几乎没有在医院发生过。最早的时候，很多患者家属将灵堂设在了医院门口，将医院大门及周边堵个水泄不通，一堵就是一个星期。省城更有明码标价的“医闹”群，哭一次、闹一次给他们多少钱。还有一些患者家属，在医患双方出现矛盾时，不由分说就对大夫挥拳脚踢。这在以前几乎是纠纷处理的常用方式，但近几年来，明显减少了。

    医患矛盾多因沟通不及时不准确

    9日上午，在省城某三甲综合医院的住院病房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病人，问其对医患矛盾的看法。患者朱女士表示：“我是糖尿病患者，需要经常来医院检查、买药，每次就一个感觉，医院人太多。人一多，我就心烦。而大夫看见这么多的人，我觉得心也不静。所以，每次我和大夫都多说不上话，偶尔多问几个问题，大夫态度马上就显得特别烦躁，说就按他说的去做，说多了我也不懂。我心里就更堵。后来老这样，也就习惯了。不过，也不是每个大夫都这样，有的大夫态度还是挺好的，即使人多，也挺平和。”

    患者刘先生表示：“我因眼睛出现异样，大夫们除了给我做常规的眼科检查外，还让我去排除各种各样的病变，先后花去大几千元，最后还确诊不了病因。我就在想，是不是他们早就知道我是什么问题了，故意乱开单子，让我多花钱做检查。”其他一些患者也表示，和大夫沟通上的确存在问题，容易引起不满。另外，对于大夫开的检查单及处方也存有疑问。

    对此，这所三甲综合医院医务处的相关负责人解释：“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大夫要为这么多的患者全部诊断，所以和每个患者接触、对话的时间也是有限的。另外，一些专业性的东西，和患者越说，患者反而越糊涂，倒不如简单明了，通俗易懂来得效果好。还有，任何一种疾病的发生，都有可能涉及其他系统引起的病变，因此，做检查进行排除完全合理。但我们不否认，也有一些大夫会别有用心，但首先我们希望患者理解、信任。韩学军也表示，在他接触的纠纷案件及患方代表中，由于沟通和理解不及时、不准确，患方不信任医方而导致的矛盾、纠纷占主要原因。

    第三方机构被认可

    山西省医调委是依托山西省心理卫生协会成立，机构由医学、法律、管理学、心理学和保险方面的专家及具有医疗、法律或心理从业经验的调解人员组成。目前已在全省11个市建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各市工作站。该机构的调解结果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，双方一旦签署调解书，便不得再对调解结果有任何异议。若再有疑问，则需申请司法途径解决。

    以前提起调解医疗纠纷的途径，不外乎是卫生行政部门调解、医学会鉴定及司法途径三种。前两个途径总会被老百姓认为，和医院是一回事，“老子”为“儿子”调解，肯定存在偏向。而第三个途径往往耗时长、费用不菲，因此，也不被老百姓叫好。自山西省医调委成立以来，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第三方机构，对任何一方不偏不袒，本着将医患矛盾从院内转到院外的宗旨，加上医疗责任保险的参与，也就是说，若调解结果为医院需付经济赔偿，由保险公司来出钱的制度。我省目前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和医疗责任保<